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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甲骨四堂”在甲骨文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分别是什么?
说到甲骨文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王懿荣,1899年他发现并收购了甲骨,甲骨之学自此开始。但是后人又是怎么继续他的甲骨之路的呢,可以说,人才辈出,大师不断。而这当中,甲骨四堂,罗振玉号雪堂,王国维号观堂,郭沫若字鼎堂,董作宾字彦堂。他们在甲骨学界的地位响誉海内外。有人这样总结,甲骨四堂,郭董罗王。也有人说,卜辞研究,雪堂导夫先路,观堂继以考史,彦堂区其时代,鼎堂发其词例。概括的精辟而全面,说出了各人的贡献和地位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
所谓雪堂导夫先路。
这雪堂,当然就是罗振玉,1903年,刘鹗出了一部《铁云藏龟》,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甲骨之学。1910年开始,罗振玉收购甲骨,三万余片,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,先后七易其稿,分别是贞卜,贞卜删订本,贞卜手稿本,初印本考释,待问,增订本考释,增批本待问,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,王国维评价罗振玉,审释文字,自以罗氏为第一,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,及审释殷帝王名号,皆由罗氏发之。郭沫若也说,甲骨自出土后其收集保存,传播之功,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。而考释一书的出现,使甲骨文字之学,蔚然成风。可以说,王郭对于罗振玉的评价是中肯的,恰当的。 当然我们也得说,在罗振玉以前,就文字审释还不甚成熟,而罗才逐一的精密的审核每一个字,把早期误释的加以淘汰更正。不过,也还还够彻底,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再说观堂继以考史,
这当然说的是王国维,不仅做了考释的功夫,而且还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,他在1917年写了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续考》,可以说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,标志着对甲骨文的研究进入了“史料时期”。除此之外,他还开创了“二重证据法”,重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相互结合。在他看来,要正确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,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,也就是说,一个古字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情况下被用作为某种意义的符号的。他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文字,而是在讨论尚书,古地理,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的时候,而诠释文字的。
不过,我们也要说明另一点,那就是对文字的审释,虽然说经他认识的不多,但是他有特殊的贡献。如孙诒让罗振玉那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字,而王国维认识的字,虽然只有寥寥十余字,但是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,这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,是很重要的。再就是旬,昱字,也解决了很多卜辞认识中的难题。还有就是土字并以为***社字,他还辨别出了又字的不同用法,还有我字本象兵,***借为人称等。
第三是彦堂区其时代,
董作宾先后八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,然后专门从事研究,在1931年,他在《大龟四版考释》中首先提出了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,贞人就是掌管占卜的人。1933年,他又发表了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,全面论证了甲骨的断代学说,确实了断代的标准。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个时期。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的年历,著有《殷历谱》。这又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他还提出了一个诊断,那就是甲骨不是造字的开始,而有更远的源头。
第四是鼎堂发其词例。
这说的是郭沫若,他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是《甲骨文字研究》写于1929年,他写这部书的时候,不拘泥于文字的研究,希望通过甲骨文字来探讨古代社会的起源问题。
《卜辞通纂》写于1933年, 这是一部关于甲骨文全面精选总编通释的著作。全书收录了甲骨拓片929片,从内容上分为八大类,每一类有总结,让读者对甲骨卜辞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,而又可了解殷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这本书既取材于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,又搜集了前人的遗漏,还包括流入日本的一部分甲骨,可以说非常珍贵。
《殷契粹编》完成于1937年,是前一本书的姊妹篇,材料取自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独家收藏的甲骨,精选了1595篇,加以编纂考释。
除以上著作外,他还写了很多的论文,而在建国以后,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参与主编了《甲骨文合集》13巨册。基本上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甲骨文史料。这可以说是甲骨学只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
好了,甲骨四堂说完了,您是不是对他们对甲骨文的贡献也有了一个了解了呢,欢迎关注我们,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,我们一起来关注历史,关注甲骨。
谢谢邀请。但是这种纯学术的问题,似乎不适合在这里问答。我也不擅古文字硏究。虽然知道一些“四堂”,及孙诒让、唐兰、于省吾、容庚等大家对甲骨文硏究的贡献,也都是闲时浏览名家论文所晓,并无个人见解、体会。勉强作答,也是照本宣科、拾人牙慧。故只能让您失望了,抱歉!
汉朝是怎样计时的?
太阳每天东升西落、耕种变化、朝代记年等都遵循着时间的变化,计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。从人类早期历史记载可以看出,天体变化产生了昼夜和四季,古人种植庄稼需按季收割,于是产生了日历……人们为了更好地掌握时间的度,于是各种不同的计时器就出现了。
计时的方法大都源于天文。古人很早就发现:各种天体运行都遵循一定的规律,它们在天空中位置的变化,实际上就意味着时间的变化。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太阳,似较其他天体更便于观察。在古人看来,是太阳的运行导致了昼夜的周而复始,一昼与一夜便组成一天,每一天的时间长度不变,日中与日出、日落等则是明显的时间点。于是在汉代出现了漏壶计时器、圭表计时器、金村晷仪等计时器,以规范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。
其中漏壶。有学者因日晷所指时刻很不精确,推测这些日晷只是漏壶的校准器。“漏壶”计时,利用浮力准确计时刻
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漏壶,是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。这件器物通高22.5厘米,口径8.6厘米,深15.6厘米。圆筒形、有盖、平底、三蹄足。近底部伸出一细管状流口。平盖中有一长方孔,盖上作方形提梁,提梁中段亦开有长方孔与盖孔相对。估计相对的两孔是插刻箭的,刻箭已失,应属木或竹质,能随漏壶内盛水之盈减而浮降,从而指示时辰。
不难看出,中国汉代人的时间观念和计时方法,由天文逐渐发展到现实生活、由对太阳的观察计时发展到水钟计时,表现出汉代人的聪明才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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