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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传体史书既然已经是主流,为什么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要用编年体?
现代人不习惯阅读纪传体的史书,古人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。司马光不是第一个把纪传体改为编年体的人,他写《资治通鉴》也不是以转述历史史实为第一目的,具体说明如下:
纪传体史书是以某一个人的生平为基础,按照他经历***的时间顺序完成记载。这样写的优点是对此人的介绍比较详尽,可不便之处也很明显。
第一,同一时间点如果发生比较大的***,而这件事又跟本传人物关系不大,就无法看到这件事的相关记载。
第二,某一***的参与人都不止一个,史官为了不重复记载,会有侧重的把该***记载到更重要的那个人的传记里。
第三,美化人物形象。史官服务于统治阶层,对于该朝一些明显的“劣迹”或是“败仗”会有相应的删减和加工。
(《资治通鉴》照片)
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赤壁之战,如果仅看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,那就是一段十几、二十多字的记载,丝毫看不出来“三分天下”的重要性。只有看过《鲁肃传》、《周瑜传》、《先主传》、《孙权传》、《黄盖传》等等相应的部分,才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赤壁大战全景(《诸葛亮传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在《鲁肃传》中都有记载)。
陈寿为什么会这样写?他写《三国志》时是西晋的官员,西晋奉魏国为正朔,当然不能大肆宣扬曹操的败绩。另外,《鲁肃传》里记载的已经很详细了,也就不用再给魏国的奠基人添堵了。
(陈寿剧照)
我们现代人总以为古人读文言文一定驾轻技熟,实际则不然。普通百姓的平均水平一股没有现代人高(读书的人少,成本还高)。如果是帝王或者贵族,情况可能会好一些,但是也分人。
我个人的观点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重点在于事
目的是讲述历代治乱兴衰
而历代之乱兴衰,如果用纪传体,那么必然就变得分散了
所以这种情况使用编年体更合适
而且正因为纪传体是主流,所以已经有官方认证的17史(当时的17史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)
司马光的资治通鉴,也主要是考证历代史书之后编写的(司马光不局限于17史)
如果用纪传体就显得重复了
再者,资治通鉴里面每一次出现重要人物的时候,还是围绕着人物来写的
在我读过的部分,从开头到战国中期,其实司马光的很多内容也主要是
我们的课本都是学校发的,那么学校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书?
谢谢邀请!
对于这个问题,我是这么认为的,我们学校用的课本教材都是新华书店发行的,这也是新华书店的政治任务。至于新华书店为啥平常很少有卖课本的,我是这样认为的,义务教育课本的编制是国家教育部编制的,内容严谨,基本上每年都有修改或者改版本,修改或改版后,以前的书本就不会再流通,只能作废了,再说课本学生基本都是人手一本,丢失的几率很小。也就是说市场需求量太小了,如果书店大量购进课本,而恰巧第二年碰到课本修订版本,那书店的损失就大了~
学生用的教科书有个专门的发行渠道,一般由新华书店负责,按学校用书数量征订,这也避免了劣质盗版用书的来源。
当然,这个问答是个“黑”问题,目的可能是为了黑学校或教育局的教科书来源不透明。因为新华书店其实可以买到教科书的;至于卖盗版书的书店,你当然买不到了,因为新华书店的书不打折,不会给负责买书的学校人员回扣,别的书店你知道不?
到此,以上就是小编对于书籍行款的由来简介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,希望介绍关于书籍行款的由来简介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